征兵过程被层层克扣，常凯申自知是解决不了的。
可以说，整个国军队伍从上到下，只要有机会捞钱的，几乎没有军官不吃拿卡要。或许有这样清廉的军官，但绝对属于少数，而且生活必然过得很困难——因为薪饷不够用。
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，国军上将月薪为800元，但到了1932年初突然消减为240元；国军少尉从42元消减为30元；上等兵从12元消减为85元。（以上皆为基本工资，具体工资由职务而定）
为何会如此？
因为国难当头，当兵的必须体谅国家难处，于是国民政府就颁布了《国难饷章》。从上将到普通士兵，全线下调薪饷。
即便军饷被降低了，但在30年代初还算正常，二等兵7元月薪足够生活得很滋润——前提是长官不从中克扣，并且还要国府按时发饷。
但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初期，军饷依旧维持着十年前的水平，物价却节节攀升，导致少尉级别的军官都吃饭困难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国府首先进行了粮饷分离，即将士们的伙食由政府拨款，不再需要自己出钱购买。但依旧无法满足开销，一是因为军中伙食太垃圾，二是因为还需要其他支出。
所以，抗战期间的军饷涨了数次，但涨的那点工资跟物价比起来就是个笑话。
我们举个例子吧，1940年到1942年一个国军少校的工资，仅够买自己所需的肥皂和草鞋。至1945年，普通士兵工资涨到了900元，但买草鞋都不够了，而军官的情况也相差不远。
即便如此，很多部队还经常欠薪，能按时发饷的队伍肯定有靠山。
这种情况下，你想让军官们恪守道德不贪污？
做梦呢！
那些不贪的军官，大多数都是没机会贪，只能吃着部队的猪食过苦日子。
而贪污这种事情，一旦有了第一次，必然有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而且越贪越多，胆子越来越大，花样越来越丰富，永远没个尽头。
军官贪污导致抽丁费用不够，壮丁只能忍饥挨饿大量死亡。想让军官不贪污，别的不说，麻烦你把军饷涨到正常水平，但政府没钱啊！所以这事就没法解决了，除非老蒋能够凭空变出钱来。
我们不管四大家族发了多少国难财，就算让他们把钱全吐出来，那也是远远不够用的。国家积贫至此，凡人无力回天，周赫煊非常理解老蒋的难处。
想想日本那么发达，在中国和南洋抢了那么多物资，打到中期也是老百姓吃不饱饭，再回头对比中国就更好理解了。
国党做不到，换成共党也做不到，全面抗战是特殊时期，在胜利之前不可能大范围的拿地主和资本家开刀。
所以我们才要呼吁和平，打起仗来受罪的还是老百姓。
常凯申能做的，只有打击走私，特别是向日本走私违禁物品的行为。至于利用壮丁走私鸦片，老蒋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知道禁绝此事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但面子还是要做。
七月初，何应钦在重庆中训团召开会议，把各地负责征兵的军官喊来了近200人。开会不到20分钟，就有1个军管区副司令、3个师管区正副司令、19个团管区正副司令被当场拖走，移交军事法庭按律严惩。
这招杀鸡儆猴把剩下的征兵官都镇住了，何应钦顺势强调，今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超过2成的，从司令到具体人员一律法办。同时，不得在非自身辖区内抓壮丁，一旦查实照样法办！
并且，常凯申亲自下令，每月由中统局派人到各地巡视。但凡发现有壮丁被虐待的情况，主管长官一律停薪降职，具体人员就地正法。
散会之后，心有余悸的征兵司令们聚在一起吃饭，互相吐着满肚子的苦水。
“唉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”
“是啊，壮丁要逃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这要是半路上逃得太多，都按死亡处理，咱们的身家性命全都不保了。”
“见一步走一步吧，小心无大错。”
“朱兄，你准备节流多少？”
“保守一点，三成吧。”
“三成？那不得穷疯了，我看至少要五成。五成够可以了，能让壮丁顺利走到新兵营。”
“就怕下面的人再克扣，出了大事就不好办了。”
“你还是胆子太小啊，我就不信中统的人真会来查。就算他们来了，给点好处就是，中统的人也是人，我不信他们见钱不收。”
“我觉得还是不妥，听说蒋总裁都拍桌子骂娘了。正好今天大家都在，咱们合计出一个章程来，把节流的规矩定在四成怎么样？到时候出了事，大家一起担着，总不能把咱们全都法办吧，到那时谁来征兵打仗？”
“四成有点少。我若是孤家寡人，一分钱都可以不要，舍家为国嘛。但手下还等着吃饭呢，左右都需要打点，节流太少根本没法展开工作。”
“老张说得在理，这军政部发不足粮饷，咱们只能自己想办法。这样